深度!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策诉求和市场影响  第1张

  Clocktower策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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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美国的政权更迭? 

  全球投资者正日益将注意力转向今年美国可能出现的政权更迭。在综合民意调查中,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正领先现任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约3%。鉴于特朗普在民调中往往被低估4%左右,因此他相对拜登的真实领先优势可能已接近两位数。与此同时,尽管美国经济强劲、就业充分、且消费者信心也显著复苏,但拜登总统的支持率却仍然低迷。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故意使用了“政权更迭”这个词。该术语通常用于非西方专制国家,意味着由于政治领导层的突然(而且往往是非民主的)变化而导致社会经济政策的彻底改变。2024年的美国大选无疑是史无前例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80年的美国历史上,在外交政策、移民问题、国内执法环境,到宏观经济政策等层面,这个国家从未面临过如此鲜明的领导人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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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基于约束的研究框架倾向于将决策者的个性最小化。在我们看来,政策制定者及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偏好和观点就如同海浪一样,注定将在象征现实约束的岩石海岸上被冲击得粉碎。因此,无论谁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他都必须面对且回应中间选民、全球地缘政治、宪法秩序、技术官僚体制以及美国规范和传统所带来的现实约束条件。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总统的竞选承诺常常无法兑现。例如,奥巴马总统并没有关闭关塔那摩湾,而特朗普也没有能够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

  我们并不是要偏离这个核心研究框架。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亦或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第三方候选人,他们都必须屈从于中间选民的诉求并适应全球多极化的地缘政治格局。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已经在很多方面延续了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并不断升级和加强对中国的贸易打压。与此同时,拜登本质上还采取了“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思想路线来抵制经济全球化。在我们看来,拜登政府仅仅是给MAGA路线赋予了一个更为连贯,合理,且合法的外表。因此,就总体美国的经济发展思路而言,拜登或特朗普都不会带来最根本的改变。

  然而,考虑到特朗普总统的独特性,我们预计美国的货币、财政和(某些)外交政策将出现重大的偏离。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特朗普和拜登在两个关键变量上的物质约束有所不同。

  首先,如果其在11月5日赢得大选,特朗普极有可能得到统一的国会支持。由于参议院独特的两年选举周期——在此期间大约三分之一的席位需要进行选举——民主党需要在2024年的选举中捍卫7到9个竞争席位。如果特朗普最终赢得大选,那么大概率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将在竞争激烈的“紫色”州赢得国会席位。(我们认为2024年共和党最有望胜出的竞选州是西弗吉尼亚州、蒙大拿州、俄亥俄州、和威斯康星州)。如果拜登获胜,民主党也不太可能重夺众议院,因为众议院选举对全国和州竞选远没有那么敏感。

  其次,拜登总统将继续受到美国官僚阶层的制约,正如美国现代历史上所有其他总统一样。这不是某种“深层政府”阴谋论,而是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的整个政治学分支所得出的结论。

  官僚阶层的崛起是区分现代民族国家的法律/理性权威与中世纪封建政权的传统与魅力权威的最本质因素。然而,特朗普已经明确阐明了其对改革美国官僚体制的强烈意愿。或者,用他更生动的说法来说,就是排干沼泽(drain the sw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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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全球投资者应严肃对待特朗普的2024年选举纲领。但有趣的是,似乎很多投资者对其选举纲领完全不熟悉。

  金融业的朋友和客户最近向我们提出了大量有关特朗普(据说是最新的)台湾言论的问题,这令我们忍俊不禁。1月15日特朗普在爱荷华州党内初选获胜后,其在2023年7月接受福克斯采访的一个片段重新浮现在社交媒体上。在该访谈中,对于美国是否会帮助台湾应对北京袭击这一问题,特朗普显得犹豫不决。因此,关于特朗普将抛弃台湾的观点瞬时甚嚣尘上。但我们很快发现该采访首次发布实则是六个月前。

  特朗普在爱荷华州获胜后,一段六个月前的视频随即在社交甚至主流媒体上广为流传说明了以下两件事。

  首先,大多数投资者和媒体评论员并没有密切跟踪美国的大选局势。他们明显都忽视了特朗普在共和党内民调中的巨大优势。作为对客户的提醒,我们已在2023年9月的研报《过早的选举预测—特朗普可能胜选!!!》中提及了特朗普在选举中的领先地位(我们强烈推荐客户重新阅读)。

  其次,没有人认真对待特朗普的竞选纲领。在我们的客户和地缘政治分析界的朋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花时间阅读美国第一政策研究所(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AFPI)网站上的政策文件。该研究所是特朗普在其2020年选举失利后为他下一次竞选做准备而成立的智库。(许多业内人士甚至都完全不知道该智库的存在!)。

  这显然是一个错误,因为特朗普的选举纲领主要致力于通过重塑美国的官僚体系来减少对他的权力限制。对于当代西方的民众来说,这样的政策诉求似乎毫无意义、充满报复性,且令人困惑。但研究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权的学者都很熟悉这种经典的反官僚倾向。这一诉求通常是由魅力超凡的领袖所发起,他们希望在面对根深蒂固的官僚体系时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虽然美国自由派主流认为这是一项基于阴谋论甚至是胡诌的政策,但在我们看来,这无疑是历史的重演。特朗普注定将与历史上其他“革命者”一样,在其第二任期致力于推翻美国这一受到官僚阶层钳制的旧制度。

  因此,如果特朗普胜选,其在执政的头两年内受到的约束将显著减少。

  首先,作为一位新当选的总统,特朗普将在其任期之初与民众的“蜜月期”中掌控最高的政治资本。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它是大多数民主国家的标准操作程序。这就是为什么拜登总统在2021年初得以成功推动完全不必要的1.9万亿美元财政刺激法案,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在2017年能够成功推动完全不必要的1万亿美元刺激性减税计划的原因。

  其次,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将拥有一个统一的国会。由于目前民主党在参议院仅领先两个席位,特朗普很可能说服足够的参议员来支持他的议程。虽然有些中间派可能仍然会反对他最离谱的政策偏好,正如参议员麦凯恩(John McCain)在2017年反对医疗改革一样。但我们要提醒是,如今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在意识形态上都更加倾向“MAGA,”而非中间派。

  第三,与其2016-2020年任期最不同的一点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将致力于改革美国的官僚机构,重点是确保他的MAGA议程能得到有效执行。最终,这场可能爆发的反官僚革命可能将对全球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为什么?因为美联储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成员,据我们确认,都是未经选举而产生的技术官僚。

  二  MAGA意识形态的本质 

  要了解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对市场产生的影响,我们首先必须审视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的组织原则。这要求我们认真对待“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这一意识形态。

  在我们与朋友、同事、客户、资产管理者、政治分析师和活跃政治家的对话中,人们对于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看法大致分为以下两种。

  那些批评前总统特朗普的人认为他是一个自恋者,无法采取任何更高阶的策略。换句话说,要预测未来特朗普政府的行为,投资者仅需要研究他作为房地产开发商和媒体名人的行为方式。换句话说,投资者或需要再次阅读《交易的艺术》这本详细阐述特朗普性格和谈判技巧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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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观点(这也是投资界朋友们最喜欢的观点)是假设特朗普的意识形态是民粹主义与美国孤立主义的结合。然而,一旦上台,特朗普将回到他2016-2020年任期的主要政策路线。值得注意的事,在其第一任期内,特朗普其实未能实施任何真正的民粹主义承诺,比如废除奥巴马医改。相反,其最终仍然坚持了传统的共和党政策纲领,比如削减企业税。换句话说,不少投资人认为特朗普将再次被证明是一个假民粹主义者,这将为股市带来好消息。

  我们并不同意这两种观点。是的,特朗普可能确实是出于纯粹的个人原因而决定竞选总统。他可能并没有太多的世界观,也不知道如何在掌权后实施它。他在第一任期内最显着的立法成就实际上是一项传统的共和党减税计划(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启动的第一个顺周期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

  与此同时,特朗普2016年的当选也确实揭示了美国中间选民的偏好,特别是在自由贸易、全球化、中东战争、财政刺激,以及中美关系等方面。

  而正是由于特朗普的政策路线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美国中间选民的偏好,拜登政府不得不在许多议题上遵循特朗普政府的既定路线。例如,虽然美国仓促从阿富汗撤军被归咎于拜登政府造成的混乱后果,但撤军这一决定本身是由特朗普团队所作出的。考虑到阿富汗军队在面对塔利班进攻时的不堪一击,特朗普任下的撤军估计也不太可能会顺利进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团队的对华政策也基本上遵循了特朗普政府的路线。

  诚然,特朗普确实保留了他自己对某些全球和国内议题的高度个性化的观点。然而,他第一任期的主要成就实际上是为一个更为连贯且凝聚的MAGA意识形态开辟了政策空间。这种MAGA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经济民粹主义、政治民族主义,和美国传统的外交孤立主义的混合体。

  MAGA意识形态的基础是美国国内两个主要的政经趋势。

  首先,美国中间选民长时间以来对国家的走向感到不满。911事件后,虽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达到了50%以上的峰值,但由于灾难性的中东战争和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的缓慢复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出现了大幅的下降。正是出于美国民众的这一关切,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承诺通过非常规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基于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来提高经济增速,并结束美国在海外的无休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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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大衰退之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的原因并不难理解。这实际上是建制派精英的政策选择,这些精英既包括了奥巴马总统,也包括了共和党内的保守派茶党(Tea Party)。正是由于美国政府实施了历史上最长、最严重的财政紧缩政策,经济的长期停滞被延长,这进一步导致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不足等问题浮出水面并被广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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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美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加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导致政治极化的程度很高。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深入探讨这种极化的原因(我们在其他报告中已经这样做了)。相反,我们只想指出,美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无法为困